4月15日，加拿大渥太华，总理马克·卡尼携新成员出席自由党党团会议。视觉中国供图

　　2026年第一季度落幕，国际社会已历经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这不仅对正处于深刻范式转型中的全球治理造成巨大冲击，更提出了尖锐挑战，其中诸多变局被国际媒体形容为“前所未有”。

　　当地时间4月19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向全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直言，曾经作为加拿大优势的加美经贸关系，已演变为亟需妥善处理的“软肋”；寄望于“美国恢复正常”绝非可行之策。与西方阵营的分裂态势相呼应，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态势报告》显示，在覆盖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的民调中，“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当前美国的全球政策价值观导向是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担忧；若必须选边站，他们倾向于选择中国。”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独特力量，其在全球治理范式转型中的新作用值得高度重视。

　　分析这一议题需从历史等多维度展开，但其核心在于经济考量、军事安全与文化价值观三大范畴。

　　在经济层面，中等强国的长期策略本是保持与经济大国的密切联系。以加美经贸关系为例，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从特朗普首个任期末的施压到如今的加征关税，美国的持续紧逼让加拿大意识到：在经济上过度依赖美国，不仅不利于在双边关系中捍卫本国目标、维护自身利益，更直接损害了加拿大工人阶层的就业权益，汽车、钢铁和木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加拿大民众抱怨道：“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放弃其传统的国际贸易准则”；“特朗普公开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根源就在于加拿大经济力量受限”。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的中等强国盟友长期深度依赖美国。“安全靠美国”的策略曾有着相对完备的制度保障，其中部分制度在全球治理领域甚至被西方国家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例如1949年，美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承诺为成员国提供集体防御与安全保障。然而，随着美国不断质疑北约、批评盟友国防投入不足“增加了美国负担”，军事安全联盟的根基已出现动摇。2025年，加拿大卡尼政府在首份联邦预算中推出“强大加拿大”计划，将占比42%、约120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捍卫加拿大主权”，其中增强国防力量被列为首要任务。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访问韩国时提出的主张：中等强国需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新秩序”。

　　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中等强国总体上秉持并践行多元主义文化策略。以西班牙为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哲学家兼法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等，便已被后世誉为捍卫“人人平等”理念的先驱。如今，西班牙在全球治理中仍坚持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2026年4月13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带来的欧洲中心世界地图为例，对西方中心主义作出了反思，明确指出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视角。

　　展望未来，中等强国将在全球治理范式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提出具有中等强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与实践路径。中等强国在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挑战时，兼具“独特性”与“圈层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其能够提出既保持战略独立又兼顾整体协同的策略，在多个核心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例如践行国家主权平等，维护国际法基本准则；推动构建更有力的多边机制及相关平台机构；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加快数字技术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促进数字公平。

　　第二，探索国际贸易伙伴多元化路径。在202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卡尼以《原则与务实：加拿大的道路》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抵制大国的经济胁迫。他明确反对将经济一体化、关税、金融基础设施及供应链作为施压工具或武器。这一立场与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提出的“中等强国”外交原则一脉相承。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期间重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不断深化的经贸关系，不仅锚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福祉。今年3月，海南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便是这一合作趋势的生动注脚。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外事厅厅长豪梅·杜齐评价道：“海南是通往中国乃至亚洲的绝佳门户，自贸港建设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第三，彰显文化对话精神，以人文交流应对不确定性。以加拿大为例，其计划于2026年9月在多伦多举办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设定了5年内吸引1万亿加元新投资的宏大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亟需推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支柱产业升级，并全面增强在AI与新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储备。在此背景下，加强教育与人文交流成为不可或缺的载体。这也是绝大多数中等强国的共通选择，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对吸引国际学生均持积极明确的态度。深化文化对话，已成为凝聚共识、顺应时代进步的必然选择。

　　总体而言，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范式转型中，提出了携手应对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基本主张。当前，西方盟友关系在寻求共识时面临微妙挑战，这更加凸显了中等强国的独特价值。这种新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维度，并产生耦合效应，其中文化影响力是关键核心。

　　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曾深刻反思“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呼吁重塑以感染力为核心的权力观。此后，“软实力”一度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盟友关系的价值观基石。然而，在当前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对话正遭遇深刻的现实障碍。联合国再次将“不平等”界定为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耦合性危机，也是引发其他全球化危机的核心根源。

　　然而，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一危机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审慎思考保留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强国能否超越西方传统的实用主义理念，为创新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伦理与决策选择，值得期待。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